【作者简介】
张金凤， 女，河北唐山人，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与结项鉴定专家，浙江省哲社专家组成员，国内知名学术刊物审稿专家。1992年和1995年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学术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已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4部，译著8部，主编或参编教材14部；参编字典2部。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主持或参与省部级、市级社科基金课题若干项。
本文原载于《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传统的一战文学研究大多聚焦欧文、萨松、奥丁尔顿、格雷夫斯、曼宁等战壕作家的文学作品。本文尝试突破传统，重点考察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一战期间的两部主要作品《以战了战》和《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探寻威尔斯在一战中的思想发展脉络，解读他对战争态度的微妙变化。在一战期间，威尔斯由最初的热情支持战争，转而开始心生异议与怀疑，甚至出现厌倦、失落、幻灭等情绪。本文由此提出，学界一直津津乐道的一战祛魅，并非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幻灭派文学的首创，而是早在战争期间便已初见端倪。
关键词：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第一次世界大战；祛魅
一、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20世纪一场巨大的军事、政治事件，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战争、文化的方式。以英国为例，早在战争期间，人们就已将一战视为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即将一去不返，战争不仅终结了和平，更将终结一个时代。这种历史断裂感让人们感悟良多，如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格雷 (Sir Edward Grey) “欧洲的灯火熄灭了，我们将再也看不到它们点亮” (弗格森 2013：125) 的哀叹，以及小说家詹姆斯 (Henry James) 书信中 “文明堕入了鲜血与黑暗的深渊……如此的悲剧性，任何语言都无力表达” 的悲悯之音。
尽管在残酷与血腥面前，语言往往显得苍白而无力，但人们对一战的文学书写却从未停止，甚至在一战结束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相关作品面世。传统的一战文学研究认为，最影响后人对一战认知的作品莫过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世的一大批诗歌、回忆录和小说，其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家有欧文 (Wilfred Own)、萨松 (Siegfried Sassoon)、奥丁尔顿 (Richard Aldington)、格雷夫斯 (Robert Graves)、曼宁 (Frederic Manning) 等。这些战壕作家不仅生动地呈现了自己所参与的战争，而且创造了一个为后人所熟知的战争比喻——“蠢驴带领雄狮” (lions led by donkeys)。这个比喻指的是那一批头脑中充斥着荣耀与帝国等抽象概念、为了世界和平与民主而远赴欧洲战场的纯真且无辜的年轻人，他们在愚蠢的将军所策划的愚蠢的战役中充当炮灰。幸存者们历经震惊、苦闷、失落、幻灭后终于觉醒，意识到敌人不是德国人而是对自己撒谎的老一辈人 (the old man)。该主题早在欧文1917年发表的诗歌《甘美且合宜》(“Dulce et Decorum est”) 中便已显露端倪，他在诗歌中将 “为国捐躯” 的宣传视为 “古老的谎言”。上述认识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他作家的不断书写而深入人心，最终固化成一个 “战争神话”。著名的一战文学家海恩斯 (Samuel Hynes) 和福塞尔 (Paul Fussell) 分别在《想象的战争》(A War Imagined, 1990)和《大战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20世纪20年代那些曾经参战作家的作品奠定了后人对一战文学想象的基调。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跳出传统一战文学研究的藩篱，考察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在一战期间的两部主要作品《以战了战》(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 1914) 和《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 1916)，探寻他在一战中的思想发展脉络，解读他对战争态度的微妙变化。本文认为，威尔斯在战争爆发两年之后对待战争的态度变得复杂而含混，其作品揭示了在战争期间许多人已然看透战争本质而产生厌倦、失落、幻灭等情绪的社会现状，故而学界一直津津乐道的一战祛魅 (disenchantment) 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幻灭派 (disenchanted school)——那些对一战所谓崇高性的幻想逐步破灭群体——的出现而形成的，而是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威尔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新闻记者、政论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如《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1895)、《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 等脍炙人口，小说中所探索的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主题都成为20世纪科幻小说界的主流话题；他创作的社会小说和历史著作，如《基普斯》(Kipps, 1905)、《托诺－邦盖》(Tono-Bungay, 1909)、《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1920) 等也在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些读者可能难以将威尔斯这个名字与战争文学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不仅在一战前期便完成了多篇关于战争的报刊评论，还分别在1915年和1916年出版了两部战争小说 (war novel)，其中之一便是《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
这里需要区分战争小说与作战小说 (combat novel)。传统的一战文学研究对象其实更多局限于作战小说，主要包括军人作家的作品。而战争小说的外延则更为宽泛，包括那些虽未正面书写战争但却触及战争对社会生活之影响的作品，比如韦斯特 (Rebecca West) 的《士兵的归来》(The Return of the Soldier, 1918)、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的《袋鼠》(Kangaroo, 1923) 和伍尔夫 (Adeline Virginia Woolf) 的《达罗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 等。
尽管伴随着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作家，如伍尔夫、庞德 (Ezra Pound)、艾略特 (Thomas Steams Eliot) 等对创新与实验、“意识流”、自由诗等的推崇，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声誉呈下降之势，但威尔斯仍然在1914年8月英国参战后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中心，用其文学作品赋予一战独特的魅力。
一战伊始，英国国内为这场战争辩护的声音非常响亮。为配合政界的战争动员，英国成立了 “战争宣传局” (War Propaganda Bureau)，“以理想主义为基调，助力战争宣传” (Wollaeger 2006：17)，而威尔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在战事从风云突变到局势渐趋紧张、再到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威尔斯最早、最为清晰、最为乐观地就军事和战争话题撰写了系列文章，仅在1914年8月就撰写了11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写给报刊主编的信件等一并结集出版，题为《以战了战》。该书针对战争的起源、敌我冲突中的道德议题等主题表达了与官方高度一致的立场，成为了 “官方” 战争文学的一部分。例如，英国政府宣传的一个主题是，英国 “为了反抗克虏伯主义……这个巨大的战争工程，这卑鄙而又庞大的死亡交易者” 而战 (弗格森 2013：188)，该主题强调英国参战的实质是为了阻止德意志帝国军事争霸的野心，而这一主题就来自于威尔斯。他经过分析认为，德意志帝国自1871年统一以来就一直在扩张军力，因此世界需要一场正义之战、一场全面战争。由此，他提出 “只要不稳定的和平继续存在，就依然可以说，战争准备是维持和平之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威尔斯主张，要避免欧洲陷入战争的泥潭，就要全面解除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并强调 “这是一场为了和平的战争，其目的在于解除军备，寻找永远结束这一切的解决之道。每一个抗击帝国的士兵都是反对战争的斗士。这次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大的战争，它并非仅仅是又一次战争，它是最后一战”。事实上，正是因为威尔斯对德意志帝国扩充军力这一咄咄野心的强烈谴责，以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作 “为了全世界的裁军与和平”的战争，他的《以战了战》才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愈发深入人心。同时，“以战了战” 这一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战争口号也随之成为集结英国及其同盟国民众的号角，是协约国在一战宣传中最为人熟知的词句。其二，威尔斯为英国一战宣传的另一个主题，即英国参战能彰显国家信义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支持。事实上，英国一战前就已经与比利时约定: 如果德国人随意践踏比利时的中立立场，那么英国民众就应该为了信义、民主和荣誉而战。换言之，保卫比利时等国家实则是为保卫英国本土的安全，只有英国获胜，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对此，威尔斯也强调，一战是为保卫比利时的中立、捍卫英比两国同盟条约神圣性的正义之战。其三，威尔斯强调了战争益处论。例如，他在《世上最伟大的战斗》(“The Greatest War in the World”, 1914) 一文中指出，在长期的和平中，世界已经堕落，而战争可以重新带来一个英雄时代。正如海因斯所言：“人们谈论英雄时代的故事时，认为世界已经堕落。但是，现在就是真正的英雄时代啊，它突然来临。过去那些传奇般的业绩，那些屠龙斗怪兽的战斗，那些人类至今曾参与的探险与功绩，无论是恐怖性、危险性还是辉煌性，哪个能与今天的历险相提并论呢？” (Hynes 1992：20) 事实上，彼时的其他研究者对此问题也多有明论或暗示，他们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国社会已经生病，腐朽堕落之风盛行，战争便是医治这一疾病的良药。例如，高斯 (Edmund Gosse) 的评论文章《战争与文学》(“War and Literature”, 1914)、布鲁克 (Rubert Brooke) 的十四行诗《和平》(“Peace”, 1914) 都曾触及此主题，他们都以肌体疾病隐喻社会问题。因此，不少人支持威尔斯有关战争不无裨益的观点，相信战争可以对英国社会腐朽堕落的风气起到一定的道德净化作用。其四，威尔斯的文学创作及身体力行极大地激发了当时英国民众的参战热情。例如，他组建了一支由不符合参军条件者 (如年老体弱者、男童子军等) 组成的非正规军，鼓动 “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是非战斗人员” (Hynes 1992：21)。尽管这样的一支军队无法发挥战斗功能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但仍激发了人们的热情。不仅如此，得益于20世纪民众识字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威尔斯本人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声望，他那些颇具帝国沙文主义的战争观点随着其感染力十足的文章的广泛传播而变得广为人知，唤起了英国年轻人志愿参军的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的增兵扩军运动。故而，威尔斯被誉为参与战争宣传局工作最投入、最活跃的一个作家，几乎是官方立场的代言人。其五，威尔斯乐观而理想化地谈及了 “在世界范围内永远废除武器的制造”，表示为了私利而制造杀伤性工具才是真正的敌人，是 “当前问题中最核心之恶”。这种理想还促使他提出建立国际联盟，其与 “以战了战” 的口号都被美国总统威尔逊所采用，才有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 “十四条方案” 以及后来建立的国际联盟。综上所述，在《以战了战》中，威尔斯妙笔生花，鼓舞英国民众的参战热情，赋予了战争以充足的魅力。
时间推至1916年，一战战事过半，索姆河战役使这一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转折之年。此时，威尔斯不失时机地出版了小说《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成为英国最早的一战小说，引发了热烈的社会反响。比如，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称小说为 “无价的历史档案” (Hynes 1992：133)，首相阿斯奎斯 (Herbert Henry Asquith) 给予小说高度评价，前线士兵们对小说逼真的战场描写倍感赞同，诗人萨松将小说中的词句 “失去灵魂的战争” 抄入日记本 (Sassoon 1983：109-110)。1920年，哈代 (Thomas Hardy) 评价这本书是过去几年里最好的战时小说，“记录了我们当时的所思所感” (Hynes 1992：133)。小说的受欢迎程度还可从其销售量略见一斑：截至1916年年底，《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在市面上共有13个版本，仅在美国的版权费就为威尔斯带来了2万英镑的收益。
当然，小说也不乏批评者，如战争回忆录作者埃德蒙斯 (Charles Edmonds) 曾批评说，“布里特灵先生在战争之初之所以怀着英雄气概，仅仅是因为在他想象中胜利的取得是不需要付出牺牲的。但面对1916年的灾难与不幸，他胆怯了，变成了一个软弱而絮叨的失败主义者，并非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Edmonds 1969：93) 这表明威尔斯先生根本没有看透，小说实质上反映的是其意志的削弱。埃德蒙斯认为，布里特灵先生的形象是失败的，是作者威尔斯本人丧失了对战争信念的体现。这种评价准确地捕捉到了小说主人公布里特灵先生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以及他与作者威尔斯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正是本文探讨的内容，即布里特灵先生确实在很多方面代言了威尔斯本人。主人公形象的典型性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威尔斯力图再现当时普通英国人战时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战争认知的心路历程。在小说中，布里特灵先生与威尔斯一样都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常在《泰晤士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他定居乡间，家境殷实，是中产阶层的典型一员。战争爆发之时，布里特灵先生已超过服役年龄，于是参军上战场的是他的儿子休伊 (Hugh)，也正是通过休伊和邻居泰迪的家信，读者得以了解战场情况。威尔斯将布里特灵先生塑造成一个向报刊投稿的作家，以便于通过这一人物之口发表针对社会、政治、战争等方面的观点。他将文学虚构与历史事件相互映照，记录了从1914年夏季到1915年底英国人的世俗生活。有研究者指出，布里特灵先生 “与其说是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混合体” (Parfitt 1988：94)，这不无道理。威尔斯在小说中也曾强调布里特灵先生形象的典型性，如 “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审视布里特灵先生那如同翻滚的火锅一般的头脑，注意到其繁杂纠缠的条条线索，反反复复，任性多变。而这不过是一个样本而已” (Wells 1916：133)。类似表述在整部小说中不止一处出现。如此看来，威尔斯透过布里特灵先生的所思、所感、所论、所行，传达了当时人们对时事和战争的看法，包括爱尔兰问题、比利时中立问题、德军的残忍、齐柏林飞艇对英国的空袭、美国人对战争的态度等。随着战争的发展，布里特灵先生对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战争爆发之初，布里特灵先生和成千上万英国人一样，深信英国参战的正义性，陷入了非理性的爱国热情，可惜已超龄，不能亲自上战场为国效力。在他眼中，英国似乎是神奇的国度，“英格兰，地球上的统治天才” (Wells 1916：117)，“每个阶层的儿子们都奔赴战场，满怀对这次战争的梦想” (Wells 1916：143)。这里体现的战时精神，与威尔斯在《以战了战》中的描述和畅想吻合，展现出对战争的支持。布里特灵先生认同官方立场，坚信英国走向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义行为，虽然不情愿，但必须保护 “弱小的比利时”，因为德国违反了协定。他将战争看作维护文明的保卫战，英国就应该如同父亲一般，出手保障弱小邻国的尊严不被强权所践踏。对于一战的正义性，休伊也深以为然，故而他第一时间应征入伍。他在从欧洲战场寄回的信中说道：“我开始将战争看作世界上最好的比赛，和全世界比赛。” (Wells 1916：201) 以体育竞技来比喻战争是当时英国军官群体中流行的说法，也广泛出现在19世纪末英国参与的几场帝国战争期间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比如，纽博特 (Henry Newbolt) 的名诗《生命火炬》( “Vitae Lampada”, 1897) 便同时描写了一场板球比赛与一次和苏丹的战役，每节均以 “加油！加油！打好比赛！” 收尾 (麦克法兰 2013：234-235)。许多年轻人抱着和休伊类似的梦想和热情、比赛一般的心态，志愿报名参战。当然，西线战场的情况已经为大众所知晓，壕沟、泥泞、寒冷、死亡等意象已深入人心。经历了这些的休伊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同时改变的还有布里特灵先生以及整部小说的基调。尽管英国报纸通常只报道英军获胜的消息，但报纸上英军伤亡、失踪人员名单的逐渐加长，地图上的对阵战线徘徊不前，都是英国民众每天面对的现实。同时，一些名人牺牲的消息不断传来：因爱国诗歌蜚声国内的布鲁克 (Rupert Brooke) 在赴东线战场途中病死，虽然丘吉尔在《泰晤士报》上发悼文咏颂其精神，但不免令人产生 “出师未捷身先死” 的唏嘘之感；陆军大臣基钦纳 (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 因所乘轮船触雷沉没而遇难，这位最高长官的死几乎令半个伦敦瘫痪。除此之外，最初为提升士气而建立的 “乡友营” (Pals Battalion)，每每在经历大规模战役之时，大批同乡挚友的伤亡无论是对军内战友还是对国内民众士气的打击均异常沉重。反映在小说中，身处如此氛围的布里特灵先生难免会产生对战争的疑惑之情。虽然 “他一直在尽最大努力认识战争、简化战争、归纳战争” (Wells 1916：106)，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早期看法的肤浅与天 真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质疑：“英国参战的目的是否真正是为了和平、抗击暴政？” (Wells 1916：173) 这些自问并非反战之举、幻灭之思，只是他个人的观察，而恰恰就是他个人的观察才更加令他不安。即便如此，他一直努力以官方叙事来平衡他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战争信息，期冀以此减少内心对儿子安危的担忧，并试图消解自己的种种疑虑。不过，时至小说结束时的1915年底，人们有关战争早日结束的幻想已彻底化为泡影，从多家报纸上观点和信息并不一致的文章中人们大致能够猜测到英军的困境。此时，布里特灵先生对战争的失望与失落感渐渐凸显，“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生活富足但从未接触过前线生活的成功男人的梦。到处都是狡诈，到处充满争斗、憎恨、怀疑、虚假、胆怯，意志单薄、缺乏想象力。现在的战争，与以前那些毁灭帝国、震撼世界的战争一模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没有灵魂的战争” (Wells 1916：177)。由此可见，布里特灵先生对战争的疑魅走向显而易见。随着布里特灵先生对战争怀疑的加重，战争的负面印象更多地占据他的大脑，儿子休伊在信中所述增加了他对战争的负面印象。休伊曾多次抱怨高级军官及其官僚作风，如 “这个营所有比上尉军衔高的军官都极其无能，有几个上尉也是如此。他们把本应该花在开阔视野和增强军事能力上的时间花在健身之上。一句话，他们简直一无是处” (Wells 1916：153)。与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面临枪林弹雨的命运不同，高级军官大多身处相对安全的指挥所。不仅如此，由于对战场缺乏了解，高级军官所犯的愚蠢错误更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一战中，对军队官僚体系与非战斗岗位高级军官的失望与不满在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司空见惯。前文已经提及 “蠢驴带领雄狮” 的说法，而与之类似的比喻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幻灭派文学中反复出现。最终，休伊的死讯传来，布里特灵先生对战争的信念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他经历了痛苦、绝望的灵魂挣扎。在小说最后一章中，他努力从黑暗中寻求一丝信心，试图说服自己与现实达成和解，他还给同样丧子的友人写信道：“我们的孩子为我们展示了上帝。” (Wells 1916：221) 他觉得自己 “看透了”，儿子死了，但他还活着，在思考，在行动，仍旧怀着乐观的心态盼望战争早日结束。无论如何，战争在继续，英国需要打垮德国。从表面上看，质疑过战争性质的布里特灵先生似乎想通了，以此安慰自己、安慰别人：战争必须继续，直到胜利的那一刻。
同样被传死讯的泰迪居然安全返家了，尽管他已面目全非，但他的幸存毕竟带来了一丝希望。他的未婚妻对他不离不弃，小说最后还描绘了一场不失欢乐的乡间婚礼。婚礼寓意了新的开始，这一安排似乎也预示了一个不无希望的未来。有研究者将这部小说归为威尔斯战争宣传的一部分，认为他在面对不断飙升的伤亡数字时，依然在考虑如何维持战争正义性的信念 (Frayn 2014：51)。笔者认为，虽然小说结尾处的基调是乐观的，但这并不等于威尔斯本人在1916年依然抱有两年前的理想和乐观。上述研究者的结论，一方面来自小说结尾处的乐观基调，另一方面来自布里特灵先生的理智分析，也许还与威尔斯本人对这部小说的声明不无关系。威尔斯在自传中表示，“继1914年试图寻找战争正义性的理由之后”，《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体现了他本人对于最初宣传的战争裨益感到些许失望，但他并不反战 (Wells 1984：677)。可问题是，经过对小说最后一章的细读，笔者认为，尽管布里特灵先生尝试理性地说服了自己，也告诉他人，战争仍然需要继续。但当他在独自面对自己的灵魂时，尤其是当他尝试给友人写信时，他无意识地落笔在纸上的那些看似散乱无序的文字，实际上已经解构和颠覆了他貌似清醒理智的分析。
布里特灵先生试图给另一对丧子的夫妇写慰问信，他想说，儿子们没有白死，并试图寻找战争的积极意义，比如建立一个 “世界共和国” (类似于威尔斯在《以战了战》中建议的国际联盟)。可是，面对信纸，他却无法写下试图说服自己的理由，最后落在纸上的，仅仅是如下潦草而似乎毫无联系的碎片化字词 (Wells 1916：220)：
从这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字词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绝非毫无意义的呓语。布里特灵先生脑海里头绪如此之多，对战争的失望如此之重，使得他无法写出能够说服收信人、说服自己的大道理。在两次写下 “休伊” 的名字之后，平日不善于对儿子表达情感的布里特灵先生不禁写下了 “我亲爱的休伊” 这一称呼，表明他对儿子深切的爱以及对儿子死亡的无奈。对 “诚实” 一词的下画线则暗示了他对 “律师们” “王子们” 之流当权者的失望，而那两个笔迹沉重、令人触目惊心的 “血” 与 “结束这一切”，则是力透纸背的控诉和期望。
战争爆发之前和之初，布里特灵先生和威尔斯一样，将战争视为根治社会疾病、扫除堕落之风的良药，以及抗击暴政、为人类带来永久和平的希望。而当威尔斯创作小说之时，正是战争的转折之年，战争这一 “高尚事业”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最初人们赋予它的魅力。
为什么依然有研究者认为小说的基调是乐观的，维持了战争正义性的信念？(Frayn 2014：51) 笔者认为，原因恰恰在于，描写了布里特灵先生绝望的信件后，小说却突然以完全不同的笔调收尾。透过布里特灵先生的眼睛，威尔斯对英国乡村生活进行了简短而平静的描绘：“似乎这世界上只有清晨与日出。接着，从远处传来了磨镰刀的声音” (Wells 1916：221)。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无序中建构秩序，在失意中探索意义，这也许是威尔斯为身处人间地狱的读者带来的最后希望吧。威尔斯之所以如此结局，也许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威尔斯写作和发表小说之时，战争仍在继续。书写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无疑是困难的。在这最黑暗的1916年，战争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宣传问题、士气问题、民心问题。而对于威尔斯这样的作家来说，战争同时也是立场问题、审美问题、叙事问题。这可以从他本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看出来，即他自认为成功实现了 “在灾难的旋涡之间发现慰藉” 的目的 (Wells 1984：671)。即使此时的威尔斯已经开始鄙视两年前出版的《以战了战》，但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如果不强调道义与责任，不为读者带来一丝希望和慰藉，小说似乎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威尔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认知的转变，不仅体现在这部完成于战争期间的小说中，其思想脉络也可从其他渠道一窥究竟。比如，1927年，他在评价格里斯特伍德 (A. D. Gristwood) 带有反战性质的自传性小说《索姆河战役》(The Somme, Also Including the Coward) 时明确表示，无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抑或是大英帝国的荣誉，都不值得牺牲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 (Cecil 1995：74)。甚至对 “以战了战” 这一他本人首创的流行词句，威尔斯也在其1932年的小说《布鲁普的卜平顿》(The Bulpington of Blup)中，通过主人公之口进行了讽刺与批判。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年轻的主人公如此评价上一代人：“我父亲就是被 ‘以战了战’ 这样的词句给弄昏了头脑……没法靠吃掉野人来废除食人现象，也永远不可能以战了战，因为取得胜利的，是最擅长发动战争的那一方。”
威尔斯塑造的布里特灵先生，经历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时光。虽然小说结局并未预示黑暗与死亡，但是一切均是未知数，这个结局其实并非真正的结局，战争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摧毁着年轻的生命，个体在战争机器面前毫无抵抗之力。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最初的战争信念已经丧失，这就是英国的现状；对待战争，需要新的态度，那就是既然无法摆脱困境，无法终结战争，便只有坚忍、坚持。虽然出于出版需求和战争宣传局委员会成员的身份的考量，威尔斯在小说中并未明确反战，但其反战情绪其实已经萌芽。一战已经失去了原初被赋予的魅力，那层爱国话语的光晕暗淡了，以战争结束一切战争的厚望落空了。
传统的一战文学研究者大多将对战争的祛魅与幻灭主题等同于欧文、萨松、奥丁尔顿、格雷夫斯、曼宁等的作品，似乎是这些幻灭派的作品才造成了公众对一战认知的断裂，催生了负面认知。然而，通过上述对威尔斯作品的分析，笔者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大多研究者将幻灭文学的诞生定位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反战作家，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反战作家作为一个典型群体，其作品反战和幻灭主题更加集中、数量更加巨大，同时其国别也更为广泛，影响更加深远。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突破传统认知，找寻一战祛魅的早期源头，对一战文学研究进行大胆的探索。在《以战了战》和《布里特灵先生看透了》中，威尔斯便传达了其对战争态度从赋魅到疑魅、再到祛魅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众多英国民众的心路历程。